刘少奇之子流落江苏13年，寻回后给养父写信：养母丧葬费，亲父出
1954年，刘少奇二十四岁的儿子刘允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
留学期间，刘允若因为初来乍到，对环境不是特别熟悉，与同学们相处不是特别和睦，就希望能够换一个系，或者干脆就换一个学校。为此，他向留学生党组织提出了这个请求。
这本来并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那时候能够出国留学的都是新中国的精英和祖国未来的希望，按照一定的照顾原则，能够帮助的也是会尽量去协调帮助。
不过，党组织还是先给他做了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坚定信念，继续学习下去，以免中途转换方向后影响学习，这样对学业也有帮忙。但刘允若却坚持要换，为此他还接连给父亲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希望父亲能够理解并帮助他。
刘少奇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允若原本以为只要父亲的一句话，就能够很顺利地解决这件小事。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刘少奇倒是给他回信了，但信中的内容却不是支持他换系，反而是将他狠狠教训了一顿。
刘少奇在信中说道：你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是因为课业太重不适应而想要放弃，只是因为无法与同学们友好相处就想换一个环境。
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也是一种懦夫行为，我不会支持你这样做。你好好想一想，就算真的给你换了系或者学校，你又会有新的同学，难道你就能跟他们相处得好吗？
经过刘少奇的一番苦心教育后，刘允若终于回心转意，继续踏实的在本校本专业学习下去，回国之后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导弹研究人员，为祖国的国防科技建设贡献力量。
刘允若是刘少奇与前妻何宝珍所生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战争年代很小的时候就被送给了老乡去抚养，流落在江苏许多年，直到1946年才被组织送回到刘少奇身边。
当然回到父亲身边后的刘允若，也始终没有忘记养父......
一、了不起的生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大革命风雨飘摇之际。
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残忍杀害。当时有一些女共产党员还被关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其中就包括帅孟奇、肖明、夏之栩等。
1933年夏天，这所监狱的3号女监又被关进来一个“女犯”。
——这个女人年约三十岁，斯斯文文，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咖啡色的旗袍。虽然已被投进监狱，但她的眼神依旧十分明亮，异常坚定。
看到此人进来后，夏之栩为之一愣，正当准备问她是为什么被抓的时候，这个女子却抢先说道：“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了，你还记得吗？我是王芬芳啊。”
“当然记得啊，这不是王老师吗？我怎么会忘记了你呢！”夏之栩顿时就明白了，这个女人不愿意透漏了身份，启用了一个化名。
夏之栩自然是认识这个女人的，她真正的名字是何宝珍，而她还有另外一层更为神秘的身份，她的丈夫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刘少奇。
如果敌人要是识破了她的这层身份，等待她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何宝珍也称何葆贞，由于父亲是秀才出身，她从小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被送到女子学校读书。
那时候的女子能够读书并不容易，何宝珍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她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学业上表现很优秀，后来考取了衡阳的师范学校，立志当一名教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何宝珍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后经人介绍，她来到了毛主席和杨开慧身边，毛主席一家对她非常照顾，还送她去读了湖南的自修大学。
1923年，刘少奇从安源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两人也就此相识，并在毛主席夫妇的撮合下结为夫妻。
婚礼就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举行的，仪式十分简单，婚房就在俱乐部楼上的的一个小房间，房间没有特别的布置，除了床和桌子，以及略显喜气的一盆鲜花和挂在墙 上的一张大胖小子的画外，别无他物，十分简朴。
两人的感情也非常好，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刘允斌于1924年出生，但因为革命的需要孩子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被送回了湖南老家。
之后的刘少奇与何宝珍为了革命辗转多地，跑遍了上海、青岛长沙、广州汉口等地，根本顾不上回家照看孩子。
骨肉分离令何宝珍常常泪流满面，每当这时候，刘少奇都会安慰她：“宝珍，不要哭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奉献，你想想，只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孩子，全中国人民的孩子才会过上好日子啊！”
1927年，二人再次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一个小女儿刘爱琴。但是与哥哥一样，这个小孩儿也无法留在父母身边，被送给了他人寄养。
1930年春，何宝珍跟随刘少奇来到了上海，他们在这里有了第三个孩子刘允若，小名毛毛。比起哥哥和姐姐，刘允若在母亲何宝珍的身边时间最长，但最终也没有逃过很小就被迫离开父母的命运。
由于革命的需要，刘少奇不久之后离开上海前往了苏区，何宝珍这次并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而是留在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的上海已经处于白色恐怖异常浓厚的氛围中，何宝珍当时的真实身份是全国互济总会领导兼营救部部长。
在敌人的嚣张气焰下，这个工作显然十分危险，但为了革命，何宝珍仍旧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去营救同志。为方便开展工作，她还化名为王芬芳，对外以教师的身份做掩饰。
不幸的是，何宝珍最终还是在1933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
当一群特务荷枪实弹地冲到何宝珍的住处对其进行抓捕时，她也只来得及将尚年幼的刘允若塞到邻居一位大妈的手中，让他帮忙暂时照顾，说过几天会有人来将他领走，这时候的刘允若才刚刚三岁。
二、养父朱文玉
何宝珍在监狱的时候十分机警，与敌人斗智斗勇，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是这样，但仍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只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宝珍的真实身份后来还是被敌人识破。
在其人生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仍然是只有一个态度：“要口供没有，要命，只有一条”。
1934年冬，无计可施的敌人在南京雨花台残忍地杀害了何宝珍，这个女革命者在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二岁。刘少奇得知这一噩耗后，不由得泪流满面，称赞她：英勇坚决，是杰出的女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路过南京时，还专门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长眠于此的英烈们，回首往昔，看着灿烂的五星红旗和生长在新中国娇艳的鲜花与苍松翠柏，刘少奇心中激荡澎湃。
当时还不由得感慨道：“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有许多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和酷刑从不屈服，在这里英勇献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何宝珍就是其中之一！”
言归正传，在何宝珍牺牲后，刘允若此时还尚小，虽然被邻居一位老妈妈抚养，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后，刘允若被朱文玉接到了家中，算是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朱文玉家在扬州江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结婚多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但非常喜欢小孩儿，就在前几年还领养过一个小女孩。
刘允若被送来后，朱文玉和妻子都非常高兴， 他们本就想要一个儿子，也有最朴素的养儿防老的概念，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份十分特殊，不知道他是共产党领袖的孩子。
朱文玉将刘允若带回了老家，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即朱鸿兴。
刚送到朱家的刘允若其实十分瘦弱，由于缺少营养，又常常连饭都吃不好，不仅像个皮包骨，连话都不会说，还生了一身的疮。
看到年幼的刘允若如此模样，朱文玉和妻子心疼得直掉眼泪，他们紧紧地抱着孩子，想尽力给他更多的关爱。
为了给刘允若看病，朱文玉跑遍了城里乡下，到处去寻访名医，为他问诊拿药，督促他按时吃药，经过一年左右的精心照料，刘允若身上的疮都痊愈了。
虽然朱文玉并不是特别的富裕，但他们一家还是给了刘允若全部的爱，让刘允若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又温暖的童年，让他吃得饱、穿得暖，不会挨冻受饿，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不错了。
等到刘允若会开口说话了，朱文玉夫妇更是激动，决心要好好地培养这个孩子。
那时候要养活两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养家，朱文玉和妻子除了租种了地主的三亩地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两人在农闲的时候还出去做工，以赚钱补贴家用。
朱文玉主要是打短工，他的妻子则给人洗衣、结网、织麻。加上朱文玉之前领养的那个小女孩儿，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很温馨。
等到两姐弟稍微长大了点后，朱文玉还咬紧牙关，凑钱给他们去私塾读书。在他的心里，没有重男轻女一说，无论是女儿朱鸿楼还是儿子朱鸿兴（刘允若），他都一视同仁，同样的呵护、关爱。
朱文玉对两个孩子非常的用心，就是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去对待的，他们都是把最好的留给两个孩子，比如给姐弟两吃白面自己却只吃黑面和黄面，家里的鸡生的蛋也舍不得拿去卖，都是用来给孩子们加餐和补充营养。
在那样动荡和物质匮乏的年代，刘允若能够得到这样的善待，可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更不用说他和姐姐还能去读书上学，这在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社会就已经是很奢华的待遇了，何况朱文玉又不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朱家的姐姐比朱文玉要大四岁，她对养父再领养的这个孩子同样十分疼爱，不仅常常帮他背书包，也会在弟弟不会背书的时候耐心的去教。
在生活上，姐姐朱鸿楼都是把轻的活留给弟弟，自己去做重活、累活。姐弟两人的关系很融洽，等到姐姐十八岁嫁人后，刘允若有空的时候还常常过去给姐姐帮忙。
十几岁时，刘允若不忍看到养父朱文玉整日的辛苦操劳，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小男子汉了，就想出去做工，给家里减轻负担。
朱文玉很尊重孩子的意愿，也很开心刘允若能够主动这样去想，就将他送到了上海自己的堂妹家， 给刘允若找了一个皮鞋匠让他跟着学习制作皮鞋。
朱文玉的堂妹生活也不富裕，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尽管生活已经十分艰难了，但还是很照顾哥哥家的这个儿子。当然，刘允若也很懂事，不仅主动分担家务、努力学习技术，还在业余的时候通过卖报纸来补贴家用。
在那样的年月里，刘允若虽然离开了自己亲生父母身边，但他也得到了全部的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关心呵护他，也保护着他的成长。
逐渐长大的刘允若也成了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懂事孩子，勤奋、努力、上进，还懂得心疼人，知道为父母长辈分担重任。
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革命形势好转之后，刘少奇非常思念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妻子，对那三个流落在外的孩子也是非常挂念，想要将他们带回到自己身边。
三、回到刘少奇身边
1946年，党中央十分关心刘少奇流落在外孩子的下落，周总理还亲自过问此事，要求帮助少奇同志找到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从事地下工作的朱晓云被调到江浙沪一带工作，她到南京向邓颖超汇报工作的时候提起一件事，说她在上海的亲戚家见到了童年时的伙伴，这个人的母亲还是烈士李某。
听到朱晓云的汇报后，邓颖超非常振奋，她知道这个李某就是何宝珍。
很快，朱文玉和刘允若就被接到了南京梅园，此时的刘允若已经十六岁了，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眉宇之间也酷似刘少奇。
而听说自己抚养了十几年的儿子，竟然是共产党高官刘少奇的亲生儿子后，朱文玉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难以置信。
一方面，他为这个孩子有如此伟大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也为自己多年的精心照顾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朱文玉毕竟是将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去抚养的，对他的感情很深，一时很难接受被人将他从自己的身边分离开来。
不过，经过组织上一位同志的劝说，朱文玉也想通了许多事情，认为孩子只有回到他的亲生父亲身边，才能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以后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
组织上还安慰朱文玉说：“至少这三年内要让孩子安心地去上学读书，三年后你们还可以再见面嘛，也可以互相写信。”
当时周总理还给了朱文玉一大笔的生活费，也算是对他多年抚养刘少奇孩子的一个补偿。虽然这些钱并不能完全代表什么，但也表明了我党的一片心意，和对朱文玉的感恩之情。
就这样，自1933年到1946年，经过13载光阴，刘允若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值得一提的是，刘允若的哥哥刘允斌在1938年的时候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他的姐姐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的四月被周总理在武汉找到，并被送到了延安刘少奇处。
两兄弟先后回到刘少奇身边后，他们的父亲还说道：“当年将他们送出去实属无奈，革命工作常常身不由己，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去了那里，很难有一个定数，而且革命工作很危险，带着孩子很不方便，只好将他们暂时送给他人抚养。”
回到自己亲生父亲身边后，朱鸿兴的名字被改为了刘允若，虽然改换了姓名，但刘允若始终没有忘记朱文玉一家，没有忘记他的养父母和像亲姐姐一般的朱鸿楼，没有忘记那段温馨的岁月。
1948年，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火中，朱文玉给养父写去一封信，说他的亲哥哥、亲姐姐曾经都被送给别人抚养，现在都找回来了，请他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刘少奇想到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和子女都回到身边后的幸运，还专门亲自给朱文玉写去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他多年抚养刘允若的感激之情。
刘允若回到延安后，就继续在延安读了中学，后来又跟随父亲一起搬到了北京，之后又从北京的高中毕业，并被选到苏联去留学。
在繁忙的学习生涯中，刘允若也很难抽出时间去看望养父母。1953年，得知养母病逝后，刘允若十分悲痛，但此时的他正在苏联学习，想要回国送养母一出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最后，刘允若给养父朱文玉写了一封信，里面的内容是：父亲大人，国家在建设，亲父拿的薪水制，与父商量拿出60万元作为母亲的丧葬费。之后他便随信一同寄去了旧币六十万元。
其实他在信中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养母病逝了，亲生父亲出安葬费。过了这么久，刘允诺依旧能保持初心，不得不说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