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柏翠：1928年闽西蛟洋农民暴动领导人的坎坷道路

傅柏翠

1986年，傅柏翠重新入党了。入党通知书上写道：“党龄自1986年1月算起。”此时，傅柏翠已是90岁高龄。这个1928年闽西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曾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被开除党籍，还差点丧命。

九十老翁重入党，一生坎坷几人知。傅柏翠的人生道路，坎坷而富有传奇色彩。

蛟洋暴动的举旗人

1896年，傅柏翠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蛟洋乡。1914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于1917年回国。此后，他在上杭成立了一家“法学社”（律师事务所），专替别人办理诉讼，与黑暗衙门作斗争。参与惩军阀、斗贪官、追查地方恶霸，傅柏翠很快在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

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上杭，傅柏翠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核心人物。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杭县由左派控制的国民党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号。反动派则出动武装大肆抓捕，傅柏翠获信逃往蛟洋，被上杭驻军司令部悬赏捉拿。正在這时，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来到闽西，准备伺机恢复党的组织。他来到蛟洋，找到傅柏翠，吸收傅柏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傅柏翠按照省委指示在家乡北四区一带组织农民运动。

1928年春，傅柏翠在上杭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筹款购武器、造枪支，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反动派到处造谣，还扬言要派兵清乡。傅柏翠与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伯屏一道率领蛟洋农民一千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蛟洋暴动”，揭开了上杭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经过一阵战斗，因双方力量悬殊，傅柏翠率领农民军退到山里。当天蛟洋被反动派占领，反动民团一连三天放火，烧掉半个村子的房子。蛟洋群众遭受了一场大洗劫。

7月中旬，傅柏翠率领队伍下山打游击。在游鱼坝一带杀了三个反动豪绅，后在洋稠又杀了一个，大大振奋了群众的士气。接着，他根据特委指示，带兵至孔夫乡，帮助乡党支部发动了“孔夫暴动”。这次暴动以后，特委就在孔夫乡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兵政府，也就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布成立福建红军。傅柏翠被任命为福建红军总指挥。红军采取游击方式，不断袭击反动民团。反动部队剿他们不着，他们却经常出击。“农民欠租欠债用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这是当时对武装斗争的赞颂。

上杭城旧照

1929年5月21日黄昏，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刘安恭等三位同志的联名信。信中大意是：红四军已入闽，部队到了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傅柏翠与曾省悟一道随同送信人赶往庙前。毛泽东一边招待吃饭，一边问起岩、杭、永等闽西几县的斗争形势。毛泽东问傅柏翠：“江西敌人正尾随而来，明天敌军追到北四区，你们的武装力量能否阻击一下，使其延缓四个钟头的进程？”傅当即答：“完全有把握。”毛泽东与朱德商议，作出了攻打龙岩县城的决策。

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傅柏翠领导的农民武装扩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朱德宣布：傅柏翠担任四纵队司令，张鼎丞任党代表（政委）。6月19日，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朱德亲自上阵，负责全盘指挥。当地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封锁交通，封锁消息。傅柏翠根据朱德的命令负责佯攻龙岩西门。这次战斗打下龙岩，消灭了陈国辉的全部嫡系。接着，又准备攻打上杭城。上杭城垣坚固，防守严密，被称为“铁上杭”。9月21日，红军发出攻击令，坚决打下“铁上杭”。这次战斗又是朱德指挥，敌军卢新铭凭借坚固的城墙拼死对抗。红军战士愈战愈勇，一发追击炮弹在城内保安宫爆炸。卢新铭见大势已去，慌忙带了少数人从浮桥方向遁逃。四百年无人攻破的“铁上杭”被攻破了。红四军进驻城关，傅柏翠以攻城总指挥的名义贴出布告，坚决实行党的城市政策，晓谕全城人民。

自1928年6月蛟洋农民暴动开始，到红四军入闽，上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并当家作主。特别可贵的是，这一带农民当时分得的土地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写的这首词，歌颂的就是这个地方当时火热的革命景象。

遭诬陷，步入坎坷路

1930年春，传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消息，傅柏翠也想在家乡搞集体耕种的试验。闽西特委认为这种想法不现实，傅柏翠与特委领导出现思想分歧。3月中旬，特委召开“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傅柏翠不参加。大会选傅柏翠当委员，任命他为财政经济部长。傅柏翠在筹款、土地税收、商业税收等问题上与特委意见也不一致，一再推延不肯就任部长一职。不久，特委林一株向傅柏翠提出，人不去应该把护身的枪支交出来。傅柏翠不服，给特委去信。特委领导复信指出他的错误，并在闽西各级党组织中公布了这封信。这样，傅柏翠与特委领导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

1930年12月初，闽粤赣边省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闽西特委秘书长林一株列举傅柏翠犯有组织纪律性与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大会开除了傅柏翠的党籍。当时，许多接近傅柏翠的人在言行上流露出抵触情绪，特委进一步取消了傅柏翠影响较大的上杭北四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并摒弃区以下各级党组织及其成员。

蛟洋农民银行

这时候，闽西党内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1931年3月1日，特委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公审23人。第二天，押赴刑场枪决17人，其中有红军12军团政委林梅汀、20军3纵队政委江桂华等。临刑前，即使他们高呼“打倒社会民主党”“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无一幸免。这次审判大会揭开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序幕。接着，林一株等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大开杀戒，闽西暴动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大部分遭到冤杀。

林一株在苏区实行大屠杀，党内干部人人自危，许多人逃到蛟洋傅柏翠处避难。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及闽西肃反委员会贴出布告，指责傅柏翠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蛟洋地区为“社会民主党的巢穴”。接着，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带领新12军及赤卫队二千余人分路讨伐蛟洋。傅柏翠眼看大批党员骨干、暴动积极分子有遭受冤杀的可能，遂组织北四区党员干部、群众及请假回来的红军官兵，武装自卫。这年秋天，张鼎丞等同志向中央局汇报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派张鼎丞等回闽西纠正。后来，林一株一伙被枪决，所有被捕在押人员被释放。

傅柏翠下山后，仍与大家商定：凡是苏维埃时代对农民有利的制度，如分田、废除债务、婚姻自由等照旧执行;成立农民联合会，提出“农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的口号，并领导农民捍卫分田制度，抗捐、抗税和反抗其他压迫势力;打起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按地区把参加过红军赤卫队及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编成不脱产的军队，防范白匪窜犯，防范红军讨伐。这样，上杭县古蛟区就成为在苏区和白区四面包围中的一个“不共不国”的独立王国。

但是，古蛟区毕竟是穷乡僻壤，时隔不久，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缺盐。国民党军阀张贞部师长杨逢年想利用这个“不共不国”的缓冲地带作为龙岩西面的屏障，于是主动派人与傅柏翠联系。傅柏翠为了摆脱困境，跳出封锁线，也派人前往接洽。双方商定：商旅来往互不干涉，以利物资流通。这年八九月间，杨逢年出兵进犯白沙苏区，要傅柏翠同往，傅柏翠内心苦闷和懊恼，决意改弦易辙，结束与红军对抗的局面。为了缓和矛盾，1932年春，他将所有农民武装，除遣散者外，全部给两位副手，自己则带眷属出走，想到江浙一带从事农耕，隐逸终身。

傅柏翠离开上杭，途经福州，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想利用傅柏翠在闽西的影响来稳定局势。于是约他会面，并当即任命他为龙岩县长，表示允许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古蛟一带保持分田制度。消息传到龙岩，龙岩流亡在外的地主极力反对，有的在报上揭露傅柏翠的“罪恶”。傅柏翠不去就职，引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注意，于是约他去南京。在南京，陈立夫派人跟傅柏翠见面，并要他写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及关于分田制度利弊的书面意见。傅柏翠说：“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当‘匪’剿，土地革命农民拥护，苏区人民团结，不是军事力量可以摧毁的。”他还讲了分田制度的几条好处。陈立夫看了觉得不合胃口，推辞公务忙，无暇见面。傅柏翠离开南京到上海，遇到几位与19路军有联系的友人，他们劝他去找蔡廷锴。

蛟洋红军医院旧址傅家祠

19路军与红军的桥梁

1932年8月，傅柏翠从上海到达漳州谒见蔡廷锴。二人一见如故。傅柏翠建议保持上杭四区的分田制度，蔡廷锴非常贊成，并说：“将来革命、抗日万一失败，可以把全军将士带到闽西分田耕种，以作持久斗争。”蔡廷锴想在闽西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当即嘱咐亲信徐铭鸿与傅柏翠好好商量，共赴龙岩工作。蔡廷锴还说：“若有人反对分田，可以我的名义出布告推行。”

傅柏翠重返闽西。不久，19路军总部决定取消闽西的政府建制，设立闽西善后委员会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直属19路军总部。蔡廷锴自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指派各师师长、秘书任委员，傅柏翠亦是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宣布实行“计口授田，保持原苏区各种制度和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已取得的果实”。

1933年冬，19路军发动了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傅柏翠成为沟通19路军与红军之间的桥梁人物。闽变前，蔡廷锴曾拨给古蛟区一批枪支弹药。闽变后，蔡廷锴委任傅柏翠为龙岩县兼闽西特区善后分处处长，留守闽西后方。

但是，闽变发动后，19路军内部思想不统一，不足两个月就告失败。19路军首脑人物撤至香港。傅柏翠留在闽西与中央军周旋。这时，国民党已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夏，进犯苏区的伪东路军李玉堂师抵达闽西，地主豪绅向东路军送来大批控告信，告发傅柏翠和蛟洋群众通共反蒋，“白皮红心”。李玉堂开头想以武力解决傅柏翠，后来得悉他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唯恐暴力的结局更难收拾，于是转为拉拢，主动会见傅柏翠。傅柏翠担心古蛟人民遭受涂炭，只得硬着头皮去见。李玉堂以礼相待，并表示龙岩、古蛟的分田制度可以保持，要求傅柏翠配合，在他的部队推进时，不要发生摩擦。傅柏翠一面与之应付，一面又与游击队暗中达成默契。

那时，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海涛领导着一支游击队，以海拔1400米的双髻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八个正规师十多万兵力在闽西围剿红军游击队，局势危急。不久，谭震林同志来到这里，了解到附近古蛟地区是傅柏翠的防地，当即派人与他联系。后来，廖海涛的部队在敌人搜山时就隐蔽到古蛟地区，并在那里采购物资。但闽西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和地主豪绅集中攻击傅柏翠，千方百计破坏古蛟地区的分田制度。

1935年夏，傅柏翠决定离开闽西。1936年春，闽变的主要人物在香港组织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傅柏翠应他们的邀请，携眷再到香港，参加该盟福建行动委员会，负责联络闽西地方武装。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正与绥靖主任蒋鼎文争权，他们垂涎闽西，都想利用傅柏翠增强自己的势力。陈仪表示，古蛟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蒋鼎文向傅柏翠表示，保证安全。傅柏翠返乡则自有打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内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蔡廷锴再找傅柏翠，要他准备好武装力量随自己行动。傅柏翠迅速将古田、蛟洋、白沙的农民武装组织成两营抗日志愿兵。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谢育才来到傅柏翠家，共同商议拟订了消除对立、互相协作、一致抗日、互通消息、各守秘密等内容的协议。从此，傅柏翠的农民军与红军关系更密切了。后来，闽西红军改编成新四军第2支队，奉调北上。张鼎丞、邓子恢率部途经古蛟时，傅柏翠发动群众送肉送米，热情犒劳。邓子恢、谭震林握着傅柏翠的手，亲切地说：“现在我们又是一家人啦，一致抗日吧！”

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夹缝中的斗争

1939年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因永定情况复杂，任命傅柏翠为永定县长。

大批红军北上后，著名的老党员范乐春留守后方。她率领几十人流动于永定莲花山一带。范乐春寄语傅柏翠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互相伤害。傅柏翠慨然允诺。随后，范乐春又去信要求傅柏翠设法释放被前任县长抓捕的两位地下党同志。傅柏翠接信后立即下令查清、释放。

次年春，国民党保安队纵兵殃民，武平、上杭两县土霸趁机闹事，群众极为愤怒。福建省当局邀傅柏翠出任保安11团代理团长。傅柏翠接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纪律。后他又调到龙岩，接替9团防务。办理移交时，有一份花名册上列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限保安队在六十天内用秘密手段解决，全部肃清。傅柏翠提出用和平办法处理，建议将名单公布于众，凡被列名者只要在限期内口头声明不是共产党员或不干了就行，不用自首，有担保即可注销名字。于是，花名册上的名字绝大多数被注销了。后来，军统特务王成章接任，怀疑傅柏翠暗中与中共有联系，一面暗中对其清查，一面指挥保安团对共产党“清剿”。傅柏翠见此情势，决定辞去团长之职，但未获准。1941年1月，闽西特委机关交通员叛变，向省保安第一指挥部告密。章汤铭的部下星夜袭击特委机关，致使特委书记王涛受难。

傅柏翠深感夹缝中的日子难过，于是下决心隐退。1942年4月，他坚决辞去保安11团代团长之职，回到家乡，组织乡人倡办酒精厂等，试图以此解决地方经济困难。

重返党的怀抱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委任李汉仲为福建第七区（龙岩）专员兼“剿匪”指挥官。李汉仲原系19路军军官，傅柏翠在闽变中与之相识。他到任后即邀傅柏翠前往龙岩会晤，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必胜，决定采取秘密措施，伺机起义。

李汉仲一面与中共联系，一面利用职务之便在各种会议上抨击反动统治，停运军粮，释放政治犯，引起国民党高层警惕。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电令撤销李汉仲所任各职，派练惕生接任专员职。李汉仲便以迎接新专员为名来到上杭。5月1日晚，傅柏翠、李汉仲、练惕生及武平、上杭、连城、永定等县县长和其他人员共11人，在傅柏翠家的楼上召开秘密会议。傅柏翠与李汉仲、练惕生率先表态，决心跟共产党走，其他人情绪激动，一致通过发动起义的决定，并选出李汉仲、练惕生、傅柏翠为起义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