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功德林监狱第一批特赦的10位国民党战犯，都是谁？
中共中央实行特赦这一消息，像疾风一样传递到了每一位战犯，他们欣喜若狂。这些国民党战犯已经在牢中关押了10年，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这辈子将在牢中度过。但是中共中央要特赦的这一消息，却让他们的内心无法平静。
国民党战犯康泽因为太过激动，血压升高，当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战犯邱行湘，内心也是非常高兴。他原是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1948年3月15日在洛阳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
邱行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积极改造，表现得非常突出。这天听到的特赦消息，始终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宿舍,邱行湘对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再次确认后，邱行湘激动的泪水涌出眼眶。
当时心情也是很激动的，这样就有盼头了。政府这样以法律的形式昭告天下，就要放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内心，那就是充满着期待，充满着希望。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并配以《改恶从善 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在全国尤其是各地战犯管理所引起了重大轰动。特赦令的第一条就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很多人非常关注这条，算起了自己关押的时间。超过十年的自然有一种自豪感，不足十年的是愁眉苦脸、相视无言。看到这一条，沈醉感觉这条所指的人也包括自己，眼泪不由得就流了出来。
他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我十年够了，就特别开心，但后来那个管理人员要组织他们再次学习那个社论，那就强调改恶从善这四个字，他就觉得不是十年到了就能够出去，还改恶从善，这个改恶从善这个标准是什么，他拿不准，所以他也就是有点忐忑。
转眼国庆节到了。10月1日清晨，战犯们接到命令，早饭后要乘大客车从秦城农场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观礼。能亲眼看到游行壮观的场面，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何况今年不同往年，人人都知道新生在望，所以更加兴奋异常。阅兵结束后，这些国民党战犯被通知返回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回到功德林后，因为管理所没有通知带回行李，引起他们的种种怀疑,但是一种愈加强烈的欲望,让功德林里的国民党高级战犯统一了心理，10月2日,由宋希濂起草，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1959年12月4日上午，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这些国民党战犯们在盼了两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好消息。这天一早,战犯们得到通知,要求穿戴整齐,列队到礼堂参加全体大会。
等他们走进会场，队伍立即骚动起来......会场主席台上方赫然悬挂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横幅,主席台左右两边分别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上午10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首先宣读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接着是颁发特赦证书,全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他们倾听着法官一字一顿地宣读特赦人员名单。
杜聿明似乎完全没有料到第一个竟然就是自己，听到旁边管理员的提醒他才如梦方醒。他上前几步，恭恭敬敬地向法官行鞠躬礼，双手接过特赦书，热泪盈眶。这次特赦的还有: 宋希濂、郑庭笈、周振强、邱行湘、王耀武、杨伯涛、曾扩情、陈长捷、卢浚泉，一共10人。
特赦战犯代表讲话时,杜聿明站在麦克风前,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反顾！”
这些国民党战犯们，思绪万千，目光却始终紧紧盯着台上，在拿到特赦证书后，郑庭笈感觉自己的血液好像凝固了，透过泪帘他恍惚发现主席台侧坐着自己的女儿，他有些不敢相信，仔细观察后，他确认就是他的大女儿郑心楠。可女儿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郑心楠是被政府邀请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参加特赦大会的。当郑心楠走上台后，下面坐着的郑庭笈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女儿真的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是作为唯一的特赦家属的代表在会上讲话的。我在上面讲话，他在底下认出我了。他跟人说，这是我女儿，因为事先也不会通知谁的家属来了，谁的家属没来，所以根本就想不到会有谁的家属会到会场来。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现场，首批特赦战犯们手捧特赦证书,整齐地排在主席台前,已经陌生了十多年的镁光灯使他们多多少少感到不太适应。从这一天起，他们被宣布成为公民。
这一天，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呼和浩特战犯管理所同时举行隆重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这次特赦的战犯全国共有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的实施，不仅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也让那些继续学习改造的国民党战犯们看到了希望。被特赦的战犯们终于走出功德林的大门，走向新中国，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